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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变法为什么必然失败?别被教科书骗太肤浅

甲午战败,丧师失地,朝野上下痛下决心,救亡图存,实施政改。然当时闻之者,亦颇有警心,不日之后,便泄沓如故。维新人士遂组织学会,创办报纸,旨在启发民智,开通风气,传播信息,宣传变法,希望向民众宣传西方思想,奠定变法革新之基础。

然国人对此并不买账,维新者早已预料,遂托古改制,以求减轻阻力,却也备受责备,不尽人意。据皮锡瑞《师伏堂未刊日记》载:“近世学术日坏,如康有为编伪诸经,自谓刈除无用之学。”此间,儒生仍埋头故纸,致力于八股考试,窗外之事,不闻不问,一旦被告知时局之危,国势之颓,惊疑万分,不能置信。梁启超对此有所描述:“惜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,告以外国之名,犹不相信,语以外患之危急,则曰此汉好之危言惊听耳。”张翼云《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》载:“语以保国、保种、保教诸事,则瞠目吐舌,诧谓何至如此。”

至于下层民众,更是见闻鄙陋,耳目闭塞,“乡里人乍见新政,即传为洋人来,当努力击之。语以化学、电学、光学诸端,掩耳疾走,俨尘垢之污人”。湖南一识字老农,目睹官方保护洋人告示后,谩骂不休,问其意见,则丑诋曰:“此等官示要我学洋人,我怕天主教来剖我心,挖我目。”保卫局告示粘贴街道,转眼污毁,地方官保护洋人告示,霎时挖补,尚有扬言能杀一洋人而赏银二百元者。湖南为维新运动颇有成效省份,其他地域可想而知。晚清的现代化进程虽早已启动,似乎只是几个封疆大吏的事由,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作聪明,修了条铁路,却不准铁轨跑车,恐轰鸣之声惊扰祖宗,属半吊子改革。

上层行径不可告人,下层愚蠢无需担责。凡不如人者,皆国情所致,至于洋人阴谋,必有洞悉政治本质者散布流言,蛊惑人心。爱国本是一门生意,灭洋不过一句口号,底层百姓却信以为真,为此前仆后继,轰轰烈烈。洋人远在天边,贪官近在眼前,爱国灭洋,足以转移视听好长一阵子。各出所学,各尽所能,有变革,自有保守,其后必是利益所在。如此情形下,戊戌变法何能成就,失败结局,开始即已注定。

几十年后,胡适对此仍耿耿于怀:“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,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心理赶跑。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肩上,一面自己夸张的精神文明,礼义名教,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、帝国主义、物质文明。在这一‘讳疾而忌医’的时代,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社会罪恶的谴责小说家,不能不脱帽向他们表示敬意。”

变法失败后,深度参与者梁启超目睹民愚固疾,鉴于仅识字之人,有不读经,无有不读小说者,近之可以激发国耻,远之可以旁及彝情,遂致力于以俚语方式改变之。政治家以现实掩盖谎言,小说家用谎言揭露现实,提倡为底层民众普遍接受的小说,从长计议,潜移默化,振国民精神,开国民知识,但愿朝阳常照我土,莫忘烈士鲜血满地,以求来日东山再起。由此,小说被冠以文学救国的正统外衣,谴责小说之外,尚有翻译小说。进化竞争、自由民主、科学平等、个性实用等等西方文化价值观,随小说自域外输入,传统儒家的社会关系基础遭受冲击,对传统社会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。小说界革命,看似一场文学活动,也一项经世济民的实业,其作用如何,不言而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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