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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真的是刘备“三顾茅庐”才请来的吗?

关于刘备初识诸葛亮一事,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,一种是流传面颇广的刘备“三顾茅庐”说。诸葛亮在其《出师表》中说:“先帝不以臣卑鄙,猥自枉屈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,咨臣以当世之事。”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即采用了此说;另一种是诸葛亮“北行见备”说。三国时魏人鱼豢所著《魏略》明确地记载了诸葛亮归附刘备,是“亮诣备”而非刘备三顾的结果。同时《九州春秋》亦作了如是记载,可见并非孤证。

“三顾”说与“晋见”说可谓径渭分明、截然不同。孰是孰非?我们如果抛开主观的成见。揆诸史实,即可发现“晋见”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,也就是说刘备初识诸葛,是诸葛亮“北行见备”的结果。

诸葛亮高卧隆中,自称“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”,其实乃是“尺嚄之屈,以求伸也”。当时的局势是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并有了庞大的智囊团,独据中原;江东的孙权也在承继父兄之业的甚础上独据一方,划江自守着。因而这两方势力对于晚去与外来的诸葛亮来说,其抱负与才能均难以得到全面的施展和实现。而荆州的刘表,拥兵自守,不晓军事,非雄才大略之主,因而抱有“管、乐之志”。积极进取的诸葛亮只有“待时凤翔”。南投荆州的刘备虽正寄人篱下,但在中原奋战数载,早以播下声名,不失为人中之主;且是汉室人物,因而择主刘备正合诸葛的意愿。曹操一统北方、旌挥南指的这种燃眉之势给他们的结识提供了天时、地利的条件,在这种情势之下,诸葛亮于是“北行见备”,为刘备谋划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魏略》载:

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《魏略》成书于《三国志》之前,是当代人实录当代史,鱼豢为早陈寿一辈的人,而隆中其地在赤壁之战以后即并入了曹魏的版图,上距刘备三顾隆中求见的时间较为短暂,因而鱼豢如要收集这方面的史料是不难做到的。那么是不是鱼豢故意置刘备“三顾”而不顾,凭空捏造出亮“北行见备”呢?当然不是!《魏略》“有纪、志、传,目是正史之体”,是史料丰富、态度严谨的史著。在裴松之所引诸书注《三国志》时,此书则是被引用最多者。之后,西晋的史学家司马彪在审慎详察的情况下,也持此说。可见其真实性的程度是可以靠得住的。那么陈寿又为何一反前代及同代史家之论而独持“三顾”说呢?这一则是取之于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,再则用“三顾”说更符合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,更能显出刘备的德行及诸葛的清名,从而也就使之达到了封建意识的理想化高峰。

我们回过头来看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。《出师表》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,临出发时所写。这篇表与其说它带有自传的性质,倒不如说是出师的宣言、北伐的誓词。《出师表》其意正在于统一军心、统一民心以激励斗志,完成北伐大业。这里我们试作一揣测,《出师表》作于227年,此时刘、关、张群雄俱亡,无从对证,因而诸葛亮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了“三顾”之说。当然这可能性颇小,更大的可能则是刘备在樊城结识了诸葛亮后,“知亮有英略”,因思其成性而曾经二往隆中与之作过倾心交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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